绿色方舟农场：寻找“共生”的可能

云卷云舒

2011-10-21 15:29 作者:贾子建 摄影:蔡小川 编辑:康晰 阅读 (2665) 评论 (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查看本期目录 更多杂志 】

核心提示：有人说梅红伟的农场是“准共c主义”生活：25个人之间大多无血缘关系却以家人相称，同吃同住同劳动却没有工资、所得归集体支配，他们事必躬亲，自己盖房、打井、做家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单身母亲、孤儿甚至精神病患者。梅红伟不喜欢“主义”的政治意味，十几年扶助城市边缘人的义工经历让他只是想回到家乡寻求建立一种新公益模式的可能：“一个人就像一块木板很难生存，绑成甲板不仅更容易生存，也许还能救更多人上来。”他觉得更贴切的词是“共生”。

农场创办人梅红伟和他的小儿子

家庭

梅红伟的小面包车一般一个月才下一次山，采买山上需要的粮食、衣物和日常必需品。那是农场最热闹的日子，“喊一声‘卸货啦’，堆满了的物品从车上滚下来，女人、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地跑来搬”。这个目前一共有25人的农场包括两对夫妻、7个孩子、6位精神病人和两个孤儿。除了3名在山下小学上学的孩子，对农场中的大多数人而言，采买物品是与山下发生的唯一联系。只是这种清静避世的农场生活近几日被短暂打破：24岁的明圣在出外采购建筑材料时出了车祸。农场里的成年人们不得不开始了在山上山下之间的辗转，除了在医院照顾明圣，还要在交警队、保险公司之间协调。“这种突发事情也是农场建立后第一次碰上。”梅红伟在山下忙了4天，终于得以回到山上。保险公司办理赔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明圣1万多元的医疗费都是由农场的公共基金来支付。因为按照农场最重要的规则——共生模式来讲，成员无论先来后到都是平等的，加入农场也就成了一家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子女教育就都拴在了一起。

农场的25个人彼此都以“家人”相称，这个大家庭之下又被分成了4个小家，分别由农场最初的4位老成员任“家长”。“四家各有侧重，陈燕一家管物品，小记一家管田园，周伟一家管卫生、接待，明圣一家主要做工程。4个小家轮流做饭，每家一天。”梅红伟说。本刊记者到农场时过了晚饭时间，这个位于河南确山县薄山湖水库上游山林中的农场周围已经是一片漆黑的静默，四下唯一的光亮就来自所有人正聚在农场里一起看电影。每周一、三、五晚上是各个小家的开小会时间，二、四、六则是电影之夜。“集体活动所有人都要参加，即使是五六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中途退场，而且电影结束后还要彼此分享心得。”影片都是梅红伟精心挑选的，像《阿甘正传》、《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影片已经放了很多遍，今天的电影是《灵魂冲浪者》，讲述了一个失去左臂的女孩追逐冲浪梦想、战胜自己的故事。精神病人熊敖来到农场已经两三个月，他第一次用比较完整的句子讲出了剧情，得到的是所有人赞许的掌声。

集体生活的仪式感和强制性在农场生活中时刻可以感受到。除了少数夫妻房，男人和女人分开睡在集体宿舍的大通铺上，六七个人一个房间。早上6点钟所有人都要到户外做早操，每一餐之前，大家都要围站在餐桌前按照惯例唱一首歌：“我们有家，真心爱她；酸甜苦辣，牵手走回家……”在唱完向身边的家人互道一声“今天要开心”后才能开始一餐。梅红伟并不否认这种仪式与宗教中的餐前祷告有某种相似性。“最初唱什么歌是随机的，只是想大家能够在吃饭前开心一下，增进感情，农场成立后就成了惯例。”饭菜是已经被分配到每个人的餐盘中的，极少有肉，不放味精和酱油。梅红伟觉得“应该培养胃口，而不是创造食物”，体现着农场“只取所需，不取所要，忌取所贪”的生活理念。农场开垦的两片菜园基本可以满足青菜的日常需要，所有的菜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连辣椒酱都是用石杵人工捣出来的”。吃过饭，几乎所有人的最后一个动作都是用馒头把餐盘擦干净，然后吃掉。之后，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也要自己拿着碗筷到厨房去清洗。“从山下买来的洗洁精是用来清洗工作中粘在衣服上的机油的，去除碗里的油污我们用麦麸和米糠。”这是梅红伟在做义工时学到的，被环保组织使用的茶籽粉并不易找，于是梅红伟找到了乡村中更为普遍的代替品。被使用过的麦麸和米糠也没有被浪费，“把它们煮熟后就成了狗食”。按照农场的规矩，大人们不管餐桌。餐后大人们散去，孩子们要负责把餐桌擦净、椅子摆放整齐。农场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写周记，记录一周的生活感悟。“周日下午不会安排活动，大家都在写周记，周日晚上是农场最重要的集体活动聊天会，所有人都必须出席，每个人都可以谈人生感悟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有时成员之间有了摩擦，也在这里说出来，互相道歉。”梅红伟的妻子九玲对本刊记者说。

除了集体活动，大部分时间就是结组劳动。绿色方舟农场占地300多亩，从2009年开始着手建设以来，房屋、菜园、水井、小水库、农场中的排水管线都是大家自己动手完成。“不会就现学，我们的原则是多买工具，少请人力。”梅红伟说。每天早饭后，大家会商量出当天的工作内容，然后各自小家的成员就开始分工协作。“大家都要出力，做力所能及的事，上山平整菜地，即使小孩子也要去帮忙捡石头。”梅红伟觉得，只有劳动才能让人感到在农场中生活是“有尊严”的。2010年，为了方便农场用水，大家在两山之间的小沟开掘出一个可以蓄积雨水达4米深，面积达六七百平方米的小水库。“筑堤用的水泥方砖有2000多块，都是小记、周伟几个女人浇筑出来的，整个水库完成只用了一两个月。”农场栽种下的500棵核桃树、300棵山楂树要3年后才能开始收获，从2009年农场建立起，梅红伟已经投入了六七十万元。没法开源，只能尽可能地节流。“所有人都还没有工资，日常物品集体采购，需要回家探亲时才可以从账上支取300块钱当路费和给家人买礼物。”

共生

与世隔绝，没有工资，生活单调，这个唱着“我们有家，真心爱她”的大家庭却过得确实很快乐，可原来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快活不下去”的经历。1993年，只上到初二的梅红伟随哥哥、姐姐到深圳打工，也是在深圳他接触到了来自香港的公益团体。第一次见到有人在关心和扶助城市里的边缘人群，他很受触动，不顾老板的器重和亲人的责骂，他辞了职。“从1995年开始我就成了专职义工，帮扶城市里的流浪者、问题少年。”梅红伟与妻子九玲的结缘也正是因为对义工工作的志同道合。2006年，在丽江做义工的梅红伟夫妇遇到了单身母亲小记和周伟，她们各带着一个孩子。“小记因为家庭暴力离婚，她的女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陌生人就会面对墙角哭。”九玲对本刊记者说。三个家庭都面临着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困难。“共生是自然而然想到的，四个大人三个去工作，一个照顾家庭和孩子，收入共同使用，没想到这样下来大家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傍晚，几个女人在束河古镇的市场上做馒头卖，一袋面粉可以赚半袋面粉的钱。“我们才知道抱团不仅能活得轻松些，还能赚到钱。”梅红伟对本刊记者说。

每餐前，所有“家人”都要唱一首爱家的歌，并向身边的人说一句祝福的话

共生的模式有了雏形，这个特殊的家庭又从丽江到浙江开始做汽车配件进出口生意，同时开始接纳因为各种原因到来的家人。24岁的周丽是周伟的侄女，在农场里这个负责财务的女孩还是三个四年级孩子的语文教师。“可是在家族里她却不是这样的，家人给她的评价是懦弱、不懂事，因为她性格有棱角，不懂得讨家人欢心，在家族中很受排挤。”周丽被周伟带进了这个家，2009年又因为父母的威胁而离开。“她回家后又变得沉默了，住了一年多终于跟家人说她过得不开心，然后来到了山上。”九玲说。

2008年的金融风暴让梅红伟不得已结束了进出口贸易公司。“换做其他生意并没有把握，与其寻找新出路倒不如退回去，家人们也都同意了我的想法。”梅红伟的“退回去”是要退回到2002年在确山县租下的这300亩山地。山地是一个善良的意外。1997年，九玲的一个老乡大春在深圳一家雨伞厂打工，因为长期接触有毒物质导致皮肤感染、全身溃烂。“当时《劳动保护法》还不够健全，我去讨了几次说法，工厂只赔了800块钱。然后我带着大春在广州、东莞、樟木头各地寻医看病，后来一位武汉的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5年。”梅红伟对本刊记者说。回到家乡的大春给梅红伟寄去3封信，诉说自己“连死都没有力气”的痛苦。于是梅红伟和九玲立刻打包行李回到了确山老家，梅红伟说：“我让大春再等等我，我们要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种有机蔬菜，陪他在最后的时光里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得到薄山湖水库边这300亩山地50年的承包权花了8000块，而常年做义工的梅红伟夫妇根本没有存款。“我骗父亲、哥哥说要做生意借到的钱，然后立刻去了广东，决定打拼一年回来盖房子。”2003年，梅红伟带着做手机销售挣到的3万块钱回到确山，盖起了最初的4间瓦房。然而家庭突然的变故使得大春无法到山上安家。“我们不可能在山上等着大春偶尔来住一下，于是就又出去做义工了。”梅红伟说。

2009年4月底，带着开贸易公司挣下的几十万元，梅红伟和他的家人们回到山里，将已经破烂不堪的4间瓦房进行了扩建，又新建了两排房子。受到有机农业理念的影响，梅红伟把农场定位在“做有机堆肥、生产有机蔬菜、帮助弱势群体”上，把农场经营成社会性企业用以支持公益事业是梅红伟觉得最理想的发展结果。农场建设之初就颇费心思，房间前的院子里梅红伟放置了一个环保厕所。“我们将大小便分开收集，集满的粪桶标明日期，经过3个星期以上的发酵就可以用做菜园的有机肥料。”小水库中的水被引入房间的抽水马桶，而冲出的秽物又被完全导入沼气池。门前还有一个雨水导流池，“下雨天，房顶、地面的积水一滴都不会浪费地流进去，除了可以用来浇菜园，这里还是两只鸭子的乐园”。

梅红伟刚回来就被叫到了乡里。“乡政府看我带了几十万元回来，就鼓动我搞养猪场项目，说可以得到国家养猪补贴，领导干部考评也可以因此加分。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后很失望，也不太理解，现在对农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从乡村公路到农场是一条长达1公里的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必须穿雨鞋才能出入。“盖房子时水泥和砖车子运不上去，我们都是一点点人力运上去的，但那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记忆。”周伟对本刊记者说。

方舟

梅红伟算过一笔账，如果农场开始收获，按照正常的赢利和比较低的生活支出应该最多可以供养100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生活。不寻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援助，靠打造社会型企业来支持公益活动是他的理想。虽然农场目前还没有收入，但公益事业却从没有停止过。农场的人每次下山都会留意公路上有没有流浪者，发现后如果他们愿意就把他们带到山上，帮助联系到家人后再送走。“这两年已经有20多个流浪者在山上留宿过。最近的是一位祖籍湖南的老大爷，从哈尔滨一路走到这里，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后，我们给他买了到长沙的车票，送他回了家。”梅红伟对本刊记者说。

农场中会收留照顾这么多精神病人也出乎梅红伟的意料，不知是怎么流传出农场对精神病人康复很有帮助的说法。梅红伟有自己的偏执，对于要求送到农场来的精神病人，他不能妥协的要求就是必须停药。在梅红伟和九玲看来，只有停止用药物压抑，病人才能在健康自然的生活环境中让本性凸现出来。熊敖19岁打台球时被人用刀砍伤了后脑，伤愈后却留下了狂躁暴力的病根。“断药的第一个星期都是最痛苦的，他抽小伟的耳光，睡觉时全身乱抖，小伟都要用力抱着他。”九玲对本刊记者说，“现在他可以自理，自己洗衣服、帮忙做饭，任何细微之处的进步带来的满足感让人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梅红伟和九玲觉得，对精神病患者更多是需要给予家人的陪伴。“一个女孩只是因为暗恋一个男孩不敢说出口就抑郁了，如果她的家人能早点开解她，也许就不会如此。”精神病人在农场并没有得到特殊待遇，他们也要遵循集体生活的规则，“熊敖打人时，小伟也会和他对打，软弱的承受只会助长暴力的横行”。

14岁的吉汤患有严重的肾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而四年级需要到山下4.5公里远的胡岗村去上。梅红伟的父亲在家里给吉汤和陪伴他的子悦办起了“私塾”，虽然其他3个子女都已经在深圳定居，梅父还是选择和小儿子在一起支持他“做善事”。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除了游戏就是劳动，除了让孩子们背诵《三字经》、《弟子规》，梅红伟偶尔还会讲《圣经》里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他崇拜特蕾莎修女，他说：“很多事情我们只要默默去做，做该做的部分，不要只是抱怨政f和别人。”

农场中的每个人都要工作，但是“做一小时和做八小时所获得的是一样的”。梅红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或是可能导致“集体公社”分裂。“我们建立农场的初衷是明确的，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些觉得自己活不下去的人能够找个地方容易活下去，如果有人改变了想法，相信他也只会觉得自己不融于此，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在农场中，梅红伟无疑扮演着精神领袖的重要角色，但是民主决策还是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我的意见也经常被否决，比如这次明圣撞坏的拖拉机修理需要2000块，我觉得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买台新的，但是周伟她们觉得需要节约开支，还是把我的想法否决了。”

现在农场的每一笔支出都是公共的，每一个物品也是公共的，九玲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衣柜。梅红伟答应她等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世后，用亲戚们给的红包买给她，“现在这个阶段只有那笔钱是属于个人支配的”。规则限制着农场的每一个人。按照梅红伟的构想，农场可以分为有机养殖区、种植区等各个功能部门，由不同的小家去管理。收入的51%归农场的公共基金，25%用于小家的支出，24%则由小家给家人们进行自主分配，这样大家就能有了零用钱。在梅红伟看来，51%的“绝对控股”也充分体现着“尊公为大”的精神。他还打算通过协议的形式，将农场的所有权和财产股份化，转赠给最早的家庭成员，“这样农场才能成为大家共有的家”。

鹏飞

梅红伟真是太有魄力了！

佩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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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o_e179:

善液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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